安徽新聞

刘文典逸事

2014-03-22　风君收集整理

1889—1958，安徽合肥人。国学家、教育家，一生从事古籍校勘和古代文学研究与教学。
1909年赴日本留学，就读于早稻田大学。抗战期间，刘文典滞留北平，曾断然拒绝日伪政府邀请做官，后逃离北平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。

1．在清华园时，刘文典总是拖着一件破旧的及地长衫，像小脚女人一样挪着小碎步，若有所思的样子。他很少开口，除非碰到了熟人，他才会轻轻哼一句。

2．当讲授诗歌的时候，刘文典常常摇头晃脑、浅吟低唱，每到了激越处则慷慨悲歌。他不但自己吟诵，还要求学生也模仿。碰到不愿意模仿的学生，他虽然不悦，但也不会去苛责。

3．在西南联大的时候，有次学生在向他借阅的《唐三藏法师传》书页中，发现一张老师用毛笔画的老鼠。于是，学生问他为何。刘文典听后大笑说，自己在乡下看书时点香油灯，灯芯上的油会滴在灯盘上。有天深夜他在灯下看书时，看到有只老鼠爬到灯盘上明目张胆地吃起了盘子上的油。原本想打死这只老鼠，但他转念一想，老鼠是在讨生活，我自己读书也是讨生活，何必相残呢？于是，他就顺手用毛笔画了一幅老鼠像夹在书中。

4．1927年，刘文典受省政府之托，到省府所在地安庆筹办安徽大学。对当局迫害进步青年的行径，他极为反感，对当局官员说：“大学不是衙门！”后来，这句名言不胫而走。

5．1928年，蒋介石以国民政府首脑的身份来到了安庆，特地指名要视察安徽大学，但遭到了校方的拒绝。刘文典说，我并非贩夫走卒，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，挥手而去。蒋介石一介武夫耳，其奈我何？

6．“九一八”事变发生后，全国上下同仇敌忾。北平爱国青年学生因政府消极抗日，卧轨请愿。刘文典支持当时在辅仁大学读书的长子刘成章参加请愿活动。但不幸的是，刘成章体质羸弱，卧轨时受到了风寒，请愿归来后便患病去世。长子去世后，刘文典十分悲痛，更增加了他对日本的痛恨。

7．由于刘文典大骂蒋介石，一向反对蒋介石的粤系军阀陈济棠曾多次邀请他到广东共谋大业，并寄来重金相请。刘文典婉言拒绝，将巨款退回。他说，正当日寇侵华、山河破碎、国难深重之时，理应团结抗日，怎能置大敌当前而不顾，搞什么军阀混战？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？

8．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，刘文典没有及时离开北平。日军得知他曾经留学日本多年，想要他继续到北大任教，并在伪政府中任职。刘文典说，读书人要爱惜自己的羽毛，认定气节不可污，坚辞不就。

9．看到劝说没有用后，日本人采取了强硬手段，两次派宪兵抄刘文典的家。日本人知道他精通日语，便用日语问话。但刘文典却不讲一句日语，翻译官责问他为何对日本人的问话一言不答。刘文典说：“我以发夷声为耻！”

10．刘文典长期潜心研究《庄子》。1939年，他出版了《庄子补正》一书，共计10卷，轰动了学术界，达到了他学术生涯的最高时期。陈寅恪为之作序。陈当时被称为“教授之教授”，“大师之大师”，能为这本书作序，让刘文典的身价倍增。

11．在西南联大时，曾有人向刘文典问起古今治庄子者的得失，他口出狂言说：“在中国真正懂得《庄子》的，只有两个人。一个是庄周，还有一个就是刘文典。”

12．刘文典在西南联大任教时，常常对人说：“联大只有三个教授，陈寅恪是一个，冯友兰是一个，唐兰算半个，我算半个。”

13．西南联大青年教师陶光是刘文典的得意门生。有段时间因为事情多，陶光没有去拜见老师。等到去拜访的时候，陶光被刘文典臭骂了一通。陶光被骂得莫名其妙，忍无可忍准备反击。这时，刘文典一拍桌子，更加大声说：“我就靠你成名成家，作为吹牛的本钱，你不理解我的苦心，你忍心叫我绝望吗？”口气由硬变软。陶光听到老师想把自己当成“吹牛的本钱”后很受感动，几乎破涕为笑了。

14．刘文典是研究古典文学，对新文学很轻视，也瞧不起白话文作家。但不管是在清华国文系还是在西南联大国文系，白话文作家云集。这让刘文典很是恼火。

15．对那些白话文作家，刘文典选择了沈从文作为出气对象。他公开说：“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，他该拿四百块钱，我该拿四十块钱，沈从文只该拿四块钱。”有次空袭警报响了，刘文典跟着大家一起跑。这时，他发现沈从文跑得比较快，立马就火了：“你跑什么跑？我刘某人是在替庄子跑，我要死了，就没人讲《庄子》了！学生跑是为了保存下一代。就你这个人，还跑什么跑？”后来，沈从文升教授的时候，刘文典还是不舒服，说：“我是他的老师，如果他都可以做教授，那我岂不是做太上教授了吗？”

16．刘文典一生最为敬佩的是精通十四国语言的陈寅恪。他公开说自己的学问不及陈寅恪的万分之一。每当听到别人说陈寅恪的不是时，他一定会出面维护陈。

17．刘文典和陈寅恪曾经在西南联大共过事。有天，刘文典在跑警报时，忽然想起陈寅恪身体羸弱，视力不好，行动很不方便。于是，他便匆匆带着几个学生跑到陈的寓所，一起搀扶着陈往城外跑。学生要搀扶刘文典，他不让，大声说：“保存国粹要紧！保存国粹要紧！”让学生搀扶陈寅恪。

18．由于身体比较弱，刘文典总是坐着上课，双眼半眯，然后开口。长子因参加学生运动丧命后，刘文典曾一度为了排解悲伤，吸食烟土并上了瘾。

19．除了讲《庄子》，刘文典讲《红楼梦》也是一绝。有次，刘文典要讲《红楼梦》，原定在一间小教室里开讲，后因听课的人多，改在大教室，结果还是坐不下。于是，这门课改在联大教室区的广场上，学生席地而坐，洗耳恭听刘教授高论。

20．刘文典讲课的时候，同样是大名鼎鼎的吴宓有时也过来听讲，并总是坐在最后一排。刘教授闭目讲课，每讲到精彩的时候，他就抬头张目向后排看，然后问道：“雨僧（吴宓的字）兄以为如何？”每当这时，吴教授照例起立回答说：“高见甚是，高见甚是。”两位名教授一问一答之状，让全场暗笑不已。

21．任教西南联大的时候，刘文典住的地方离学校比较远。每次上课，刘文典需要步行到校。尽管如此，刘文典却从不缺课，他说：“国难当头，宁可被飞机炸死，也不能缺课。”

22.课堂上，刘文典时有妙语。他教学生写文章，仅授以“观世音菩萨”五字。诸生不明所指，他解释说：“观”乃多多观察生活，“世”乃需要明白世故人情，“音”乃讲究音韵，“菩萨”，则是要有救苦救难、关爱众生的菩萨心肠。诸生恍然大悟。

23．新中国成立后，刘文典年事已高，云南大学为了让他集中精力搞学术研究，一度没有安排他的课。但他坚持要上课，说：“教授怎能不教书？不教书就是失职！”

24．刘文典除了读书治学，他只爱好一口云腿（云南火腿），一个云土（云南烟土），人称“二云居士”。清华迁到云南后，当地盛产的云土，实在是让人们饱了口福。怎奈当时教书匠实在是穷，饥不择食。有一次，他实在是穷得不行了，忍不住就私自跑到中越边境的地方给一个生意人做笔杆子，为其母撰墓志。在那里吞云吐雾了四个月之后，他才带着进账的五十两银子回到学校。不过，他居然被系主任闻一多逮个正着。闻、刘本来就不是一条心的。这可好，回来就让刘某人下岗了。刘也着实不客气，大闹起来。陈寅恪也帮着说情，无果。刘遂卷了铺盖搬到云南大学去了。“联大”解散时，闻一多遽然离世。别人都回清华、回北大、回南开去了，独他一人还窝在昆明。

25．建国后，刘文典成为云南省仅有的几位一级教授之一，还成了全国政协委员。当时全国大禁鸦片，可人们却异常宽容地允许了刘文典的这一口爱好。后来，为响应政府号召，老汉终于摔掉了那根大烟枪。他开始改抽“大重九”。此物当时是三千元一包的名牌，一般人自然消受不起，只有他还抽得风风火火。不少学生趁机揩油，一边和他搭讪，一边就摸他一根烟。他瞥见了，只是嘿嘿一笑，不以为意。他依然是那个受人拥戴的刘文典，直到去世。（风君收集整理）